摘抄及思考自《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汪丁丁
首先作者从教育的社会性意义出发，提出教育的性质一：
文字的历史似乎表明，人来文明自（孔子、释迦、苏格拉底提出“启蒙”问题的）“轴心时代”以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无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及自己的世界观开启蒙昧和实行教育。
- 农业时代实行农业的教育，工业时代实行工业的教育
- 保守的社会张扬传统价值，变革的社会鼓吹观念创新
- 先进扩张的社会敢为“坚船利炮”提供社会达尔文主义道德观，落后挨打的社会尝以“科技之上”试图就民族于危亡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
【教育的“殊相”】
对于个体而言，或者说从人这一主体出发，提出教育的性质二：
同时，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教育都贯穿了“人”之为“类”所分享的同一种精神——对自然的尊敬和对自由的追求。
- 对自然的尊敬
- 天命、必然、神意
- 人性1：格物以知天命——cognitive rationality
- 对自由的追求
- 问天、欲求、人性
- 人性2：正心以安身性——value rationality
【教育的“共相”】
值得商榷的是，玛雅文明“血祭”仪式、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吠陀》教育，皆以神圣秩序为核心而非自由追求。
二十一世纪是什么样的时代？
- 技术的迅速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
- 全球的西方化（海德格尔所谓的“地球欧洲化”），或曰“全球资本化”（汪丁丁）
面对这样的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
中国社会是“发展经济（developing economy）”的社会。
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将“过剩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得到维持和改善未来“稳态人口”社会的生活水平。
这一“根本问题“其实起源于社会的”人口生育率变迁“，而后者则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知识积累过程的效果之一。
由于发展问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发展便成了”硬道理“，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领域中占了优先位置。
人口生育率变迁作为中介变量的历史逻辑：
农业社会”知识积累-死亡率下降-生育率黏性”的百年时滞，构成了现代人口问题的胚胎：
- 马尔萨斯陷阱：铁制农具（中国战国）、三圃制（欧洲中世纪）、高产作物（明清）等农业知识累积，使单位土地承载人口从每平方公里5人（原始农业）提升至50人（精耕农业），但死亡率仍受制于黑死病（1348年欧洲减员1/3）、天花（清宫皇子半数夭折）等周期性重置。
- 普莱斯定律：当19世纪卫生革命（产钳助产/牛痘接种/细菌学说）使婴儿死亡率从30‰骤降至10‰以下，但生育文化存在代际黏性（如印度农村的”至少生两男”传统），导致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中叶突破2%形成青年膨胀（youth bulge），这正是刘易斯所言”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历史前提。
农业知识向工业知识的范式转换，创造了瓦解生育率的文化装置：
- 时间观念的变革：农业社会的生育决策受生物节律支配（春播秋收对应生殖周期），工业社会则被机械钟表重构为线性时间，流水线纪律催生”儿童是长期投资”的理性计算（贝克尔生育经济学）。
- 女性认知升维：当纺织机（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女性从家庭纺车解放到工厂，打字机（第二次工业革命）赋予其文书处理能力，避孕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终实现生育自主权，知识载体从男性家长制转向个体赋权。
中国社会是“制度转型”的社会，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像社会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
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转型期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诸种行为都表现出“短期化”倾向，或者“末世情结”。
时间秩序的坍塌：从循环时间到断裂时间：
- 计划经济的时间承诺：五年计划构建的线性进步叙事，将个体生命嵌入”鞍钢宪法—四个现代化—共产主义”的确定性时间链条，劳动价值通过粮票、工龄等符号获得永恒性担保。
- 市场经济的碎片化：当”深圳速度”取代”大庆精神”，GDP增速成为新图腾，时间被切割为政策窗口期、楼市涨跌周期、IPO倒计时等离散单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在1992年引入电脑自动撮合系统，将交易时间精度提升至毫秒级，彻底瓦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十年磨一剑”的时间伦理。
短期化可能的具体表现：
追求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可能性
- 特殊历史时期：强调“超英赶美”，追求钢铁产量、粮食高产等短期经济指标，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饥荒。
- 转型期“短期化”：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企业追求短期利润、个人追求快速致富，可能导致资源错配、金融泡沫、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
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
此特征贯穿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始终，具体可阅读《以利为利》
- 特殊历史时期：中央提出高指标，地方为表现政绩进一步拔高，导致浮夸风（如“亩产万斤”）。
- 转型期“短期化”：地方政府为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债务扩张，甚至数据造假（如某些地方GDP注水）。
社会心理的“狂热”和“投机”
- 特殊历史时期：群众被动员参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形成集体狂热。
- 转型期“短期化”：市场经济下，部分群体（如炒房客、P2P投资者）因短期暴利诱惑参与投机，形成“赚快钱”心态。
中国社会是正在经历“文化危机”的社会。
表面上看，这一危机缘起于百年以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撞。
就其内因而言，这一古老文明渐渐且连续地从鼎盛期（“子学时代”），经过”中兴“（”经学时代“），进入”停滞期“——以至黑格尔意识到”中国似乎永远停留在历史意外“。
一方面，“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是你才和福柯揭示出来的“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掩盖下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将“自然”的达尔文主义转变为“自由意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是自由了的意志对“无根”的自由状况的反省，是原本艺术的多元文化的人生对“单相度”的技术人生与一元文化的世界观念的奋起反抗。“知识”与“价值”，由这两方面的冲突所构成的“张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从根本上主导中国教育及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