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刘瑜
486个笔记
序言 可能性的艺术：通过比较理解政治
- 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 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储备粮食物资，殊不知，最能影响这场航行成败安危的，不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本身的“脾气”。
- 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暴风骤雨。
- “比较”是为了抽离，而抽离是为了在另一个高度反观。
- 政治的易燃、易爆性
- 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
- 我的理解是，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 学者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
- 优胜者偏见”(survivor’s bias)
- 激进左翼
- 有时候，我们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才能够理解现实。
- 光荣革命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所谓“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
- 什么叫“政治在社会中”？就是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
1. 政治比较的维度
- 所以，从丹麦和布隆迪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出发，我们能看到它们政治体系的重大差异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政体是否民主，一个是国家能力是否强大。
- 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
- 可以说，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
- 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2. 和平的“爆发”：一个黄金时代？
- 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但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
- 现象未必是真相，事实只有通过全景当中的比例感来获得。
- 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 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 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3. 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就个体命运而言，国家未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国际格局才是。
- 所谓“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
- 自由霸权就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上复制它自身。
- 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
- 《大西洋宪章》
- 《大西洋宪章》不仅仅是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核不扩散协议……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宪章》所描述的原则。
- 只不过，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因为贸易自由了，他们就有更多钱可挣；政体同化了，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观念传播了，社会交往自然更加丰富。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 孤立主义
- 所以，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 大家再想想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格局。如果说今天的国际格局是自由霸权，当时欧洲的地区环境就是“王权霸权”。
- 所以，在一个“王权霸权”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孤岛般的民主政体很难一枝独秀地存活。
- 这种霸权体现为硬实力，也就是“拳头政治”
- 真正事半功倍的霸权其实是依靠软实力来争取人心，如果你经济发展、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更自由更幸福，其他国家往往会主动向你靠近，主动入股你的阵营，这才是聪明的霸权。
- 即使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推销其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也遭遇了无数抵抗，引发很多冲突，包括今天很多人都在反思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 换来的是感谢吗？不是，换来的是世界各地人民烧美国国旗而已。所以，他决定，美国不如退回自己的老家，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用他的话来说，叫作“America First”
- 美国的国际霸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不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总统一个人能够收放自如的政策。
- 美国的自由霸权难以为继。为什么？相对的实力衰落了。
- 美国作为一个准帝国，“过度拉伸”已经给它自身造成沉重的负担。
- 美国内部激烈的党争、欧洲的离心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硬化，正在改变东西方的实力对比，美国的霸权地位的确是岌岌可危。
- 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已经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经很难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样子。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
- 我们不希望，一千年、两千年后，当人们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会像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回望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哀叹：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
4. 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全球化的经济后果
- 这些年欧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上升，特朗普当选、英国退欧、欧洲一批右翼政党支持率上升，都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 为什么特朗普这么“不靠谱”的人都能当选总统？为什么英国在欧盟里好好待了那么多年突然要退出？为什么岁月静好的欧洲居然出现了极右的死灰复燃？人们追溯各种原因，找来找去，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
- 经济全球化虽然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大发展，却牺牲了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为什么？因为很多工作都跑到发展中国家去了，就算是留在发达国家的工作，工资也被压低了。这些被经济全球化抛弃的人一气之下动员起来，把右翼政治家选上了台。
- 它的核心论断是：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西方国家的底层，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 世界体系理论
- 因此，所谓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全球化实现翻身。
- 当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居然180度转弯，发达国家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发展中国家成了受益者。
-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一些民众会把自己看作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许，“连通器原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变化。
- 在这个水位变化的过程中，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冷战的结束打通了东、西两个阵营，两个大水池连成了一个大水池，推动了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
-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多边、双边的贸易组织和贸易协定也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所以，有学者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以区别于历史上的全球化。
- 中国是这个变化的典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哪怕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储蓄率、政府的动员能力、吃苦耐劳的国民性格等。
- 中或最赢
-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传统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却没有很大的疑议。
- 所以，在美国蓝领工人眼里，他们花了一两百年斗争换来的工人权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集体谈判权……这些东西在全球化形成的连通器面前，突然变得没有意义了。
- 问题是，这恰恰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不过CEO们财富爆炸性增长，白领阶层也与有荣焉，只有蓝领工人成为“没有赶上火车的人”。
- 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 以美国来说，那些充满怨恨的蓝领工人，逐渐把他们的经济不满，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尽管他们的绝对人数未必很多，但是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所谓“铁锈带”上，而这些州很多偏偏同时也是美国大选中的所谓“摇摆州”。
- 在很多西方工人的眼里，问题不在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而在于他们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失败了。
- 就拿劳工状况来说，中国民工拼命干活、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住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一年到头回家一次、把孩子扔在农村做留守儿童……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劳动吗？还是因为在资方面前，他们太弱势，没有谈判能力？而这种权力不对称是否公正、是否值得效仿？
- 在他们眼中，存在着无数真实的或想象的“不公平”：你调控汇率，而他们汇率自由，不公平；你土地国有，可以轻松搞这个那个工业园，他们的土地私有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很难征用，不公平；你要求人家以“技术换市场”，他们觉得这是知识产权的强制转移，不公平；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环保政策…
- 特朗普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自称，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他的目的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一样开。
- 政府在经济中保持重大角色，经济保持相当的国有成分，本来就是中国特色，
- 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 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 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
- 更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对西方蓝领工人造成最大冲击的，其实不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是生产自动化，简单来说，更主要的，是机器让工人变得多余。
-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
-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又何尝不是如此？
5.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全球化与文化反弹
- 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
- 过去2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那就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弹不再仅仅发生在东方世界，而且出现在了西方世界。
- 因为这种恐惧，很多西方民众纷纷把右翼政党选上台，要求限制移民，要求保护传统，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政治生态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瑞典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经济发展、社会平等，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 近年《纽约时报》关于瑞典的几个文章标题，一个是“极右派如何征服了瑞典”，另一个是“手榴弹和黑帮正在动摇瑞典的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瑞典曾经是道义上的超级大国，但这一点正在改变”
-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 融合的困难，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2019年，瑞典出生的人中失业率是3.8%，但是在移民中是15%
- 而且，难民要吃穿住行、要接受教育，许多地方政府慢慢发现，自己难以长期支撑这些项目，于是又多了一个财政问题。
- 很多研究显示，长期而言，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大于经济负担。更大的问题是犯罪率的上升。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后，出现了一个具有瑞典特色的现象——手榴弹爆炸案的上升。
- 移民和融合并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问题不在移民，而在融合”，相当于说“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婚姻，而在于他们相处不好”——恰恰是结婚带来朝夕相处的问题。
- 要知道，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 “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
- 人道主义是普世文明，不但欧洲各国不应该对难民关闭大门，事实上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包括中国，或许都可以适度地接纳难民
- 教育、阶层、文化鸿沟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时间
- 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6.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1)
- 我们人类历经千山万水，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现在不用找了，最终的制度选项终于找到了，它就是自由式民主。
- 用最近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抄作业了。
- 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衰退，首先我们要讨论这种衰退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民主是从什么位置上开始衰退了
- 第一个民主化浪潮之后紧跟着第一波民主衰退，也就是“一战”“二战”之间的民主崩溃浪潮，魏玛共和国崩溃、日本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等，都是第一波民主衰退的表现。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变、内战、革命，许多新生的民主政权纷纷垮台。
- 我们人类花了五六千年发明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然后用了近两百年时间将这一制度发明传播到近40个国家，但是再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将这一制度扩散到大约100个国家。这个加速度的变化，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这个堪称“民主大跃进”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的起点。
- 理解了这种突兀，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今的民主衰退。简单来说，任何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都可能出现“消化不良”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可以说就是一场巨型的“消化不良”反应。
- 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
- 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 有的则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查韦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很长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甚至被视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激进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
-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
- 据估算，苏哈托上台后，清洗了50万左翼反对派。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无数政敌的尸骨之上的。
- 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
- 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 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 以前人们可能觉得，民主转型有一个目的地，道路虽然曲折，前途必然光明，所有的动荡都只是“转型的阵痛”而已
7.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2)
- 民主转型的过程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伴随着混乱和冲突。
- 政体转型根据定义就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组，这种抢人饭碗、砸人饭桌的事情，怎么可能一片祥和？
- 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当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韧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
- 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
- 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绩效性的
- 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尽管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是在其中多数，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
- 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
- 经济发展让权利不再奢侈，技术让观念传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让社会动员成本降低，而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治动荡的缓冲剂。
8. 法国往事：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 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
- 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二字
- 战场上讲“擒贼先擒王”，其实，做社会科学研究也差不多，抓住一些重量级的事件，观察它的变化轨迹，分析它的发展逻辑，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同类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机制
- 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未必同步
- 通过民主途径产生的执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打压反对派，压缩政治选项，从而取消民主政体的实验性特质。
- 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 1793年6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工人阶级生活区，人们听到一个男人叫喊：以前，香皂只要12苏，现在香皂要40苏。共和国万岁！”他因此被捕
- 在这个过程中，法治自然被抛之脑后，对吉伦特党人的审判没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辩护律师，甚至许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发言。
- 到了革命的高峰期，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革命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 一方面，法国革命中的民主原则更加激进，民主实践更加深入，但另一方面，革命的风暴卷走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精神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所确立的民主政体，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或者用学者塔尔蒙(Jacob Talmon)更早发明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
- 或许这是因为，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
- 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
- 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 人民主权观念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的派系化——如何防止民主堕落为不同政治势力追逐私利的竞技场，是两国革命者共同的难题
- 卢梭的方案则是诉诸“公共意志”，即每个派系依靠美德，超越各自的私利，抵达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
- “公共意志”本质上假定了理性的“客观性”、“唯一性”和“真理性”，它以美德的名义否认了人性的局限，以“公共”的名义取消了社会的多元性
- 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就是正义
- 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 民主在上升，自由却成为其牺牲品。
- 失去自由的民主真的能够得以维系吗？这就像只有一个品牌的电脑市场会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吗？即使会出现，恐怕也不如竞争压力之下的产品改良那么有效率。民主的智慧来自演进的可能，而演进需要试错的空间
-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
- 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阿拉伯地区例外论”认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经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对伊斯兰教的保守主义诠释等因素，阿拉伯地区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地区。
2025/06/25 发表想法
经济保证了它的独立性,文化信仰保持了它的社会惯性。
原文：“阿拉伯地区例外论”认为，由于阿拉伯地区的石油经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对伊斯兰教的保守主义诠释等因素，阿拉伯地区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不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地区。
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一个常见困境，我把它叫作“裂痕动员
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
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作“人民”。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假定了所有的民众构成一个整体，似乎只要推翻了独裁者，民众就会手牵着手建设民主。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在埃及，这个裂痕沿着宗教的政治角色展开。
我们知道，埃及是个穆斯林国家，90%的人口都是穆斯林，所以矛盾的焦点并不是是否应该信奉伊斯兰教本身，而是伊斯兰教在政治当中的位置。根据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埃及社会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顾名思义，“政治伊斯兰派”强调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更加保守，而“政治世俗派”更强调政教分离，更加世俗化
2025/06/25 发表想法
抓主要矛盾
原文：我们知道，埃及是个穆斯林国家，90%的人口都是穆斯林，所以矛盾的焦点并不是是否应该信奉伊斯兰教本身，而是伊斯兰教在政治当中的位置。根据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埃及社会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顾名思义，“政治伊斯兰派”强调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更加保守，而“政治世俗派”更强调政教分离，更加世俗化
因为我们珍视社会团结，但我们也珍视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气于火……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不幸的是，确实如此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
10. 南非：转型何以软着陆？
- 南非的所有社会条件似乎都诅咒了它的转型。我们知道，转型之前，南非实施了长达40多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制度性羞辱的恶果，就是南非社会充满了弥漫性的暴力
- 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所以，种族仇恨加上贫富悬殊，南非的社会裂痕不是一道缝隙，而是一个深渊。
- 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
- 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 权力共享。既然白人少数很难再通过选举成为赢家，那么通过制度设计给他们划出一定的“权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
- 行政分权
- 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则，这样，在新政府中，南非国民党就获得了副总统职位以及数个关键内阁成员的职位，从而给了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协商权甚至否决权。
- 其次是财产安全的保障。南非白人恐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杀鸡取卵式的财产再分配。毕竟，南非贫富悬殊极其严重，担心民众通过民主投票来“合法抢劫”可以理解
- 为了安抚这种恐惧，非国大接受了在宪法中写入财产保护条款，即宪法第25条：只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私有财产，并且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这也算是给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 最后是情感上的和解。曼德拉非常重视通过一些象征性行为去消除敌意与仇恨。比如，他会去观看英式橄榄球比赛，为运动员欢呼，而传统上，英式橄榄球被视为是“白人的运动”。他还去看望维沃尔德的遗孀，维沃尔德是谁呢？他恰恰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缔造者
- 宽容的姿态，还体现在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转型之际，如何处理几十年来种族隔离政权中的压迫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头疼问题。完全放过他们，有违正义原则；但一个一个去审判，则有可能让历史成为社会持续撕裂的伤口。非国大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作恶者用“坦白换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要求他对公众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让受害者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针对迫害黑人的白人统治者，而且也讯问参与暴力活动的黑人，让这个和解的过程更加平衡。
- 因为要说启动转型，革命斗士其实很多，但是“斗士”的问题是，他们太有战斗性了，以致常常刹不住车，无法将“革命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
- 很多时候，民主转型成功与否其实不取决于胜利者，而取决于失败者。失败者不接受失败，因为输棋而掀翻棋盘，成为无数转型走向失败的拐点
- 埃及2013年的政治僵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治世俗派愿赌不服输，本质上不接受穆兄会胜选。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使政府陷入瘫痪，直到最后干脆欢迎军事政变。
- 政治是什么？回到我们这门课的标题——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在这里，关键词是“艺术”，从不可能中拯救可能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曼德拉、德克勒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政客或者官僚。他们头顶一堆盘子，脚踩滑轮，小心翼翼地去穿越一条细细的钢丝。
- 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11.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1)
- 印度怎么了？一个已经民主化70多年的国家，为什么民主“不管用”？
- 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 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
- 这种夸大，有时候表现为“民主浪漫主义”，似乎一旦民主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候则表现为“威权浪漫主义”，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
- 具体到印度，民主之所以对于治理绩效“不管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70年，尤其是前面40年左右，输入到民主程序的“原材料”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问题
- 这样的审批制度，除了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带来什么？严重腐败。因为如果你不想跑50趟才买到一台计算机，你能怎么办？行贿可能会帮你抄个近道
- 这三四十年的中国，不但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处于中国自己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 和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其实是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而和印度最有可比性的，则是同属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
12.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2)
- 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但不是公共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程序，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要看人们向它输入什么原料。
- “表亲的专制”(“tyranny of cousins”
- 压迫一个人的可能不仅仅是政府，也可以是他的老板、他的家长、他的导师、她的丈夫等。“表亲的专制”，就是用一种形象的方式，概括这种非官方的压迫。
-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
- 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 就印度而言，种姓之间的鄙视链，早已成为政治冲突永不枯竭的源泉。今天达利特人抗议被歧视，明天高种姓的人抗议达利特人的抗议——你们能够得到平权法案的照顾，那我们呢？后天另外一些低种姓的人抗议，为什么达利特人能够得到照顾，而我们却得不到照顾？……如此循环往复，冲突永不枯竭。所以，“表亲的专制”加剧政治冲突，这是第一点。
- 第二点，“表亲的专制”抵消选举的意义。
- 民主是个好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允许政治竞争。在市场经济中，我们通常把竞争当作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
- 那么，为什么在政治当中，竞争却常常不管用、未必带来优胜劣汰
- 印度的政治家中潜在罪犯的比例非常高，如果优胜劣汰机制管用，这些人就不应该被选上。但是，他们偏偏上台了。
- 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什么是“认同逻辑”？只要是“我们的人”，管他好不好呢，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管他坏不坏呢，不坏也坏，这就是“认同逻辑”。 所以，一旦“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民主的竞争机制就会失灵。
- 因为同样的逻辑，“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这是第三点。这里，我说的“部落社会”，不是指古代那种部落，而是指民众视野的狭隘化。
- 因为“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只不过这一轮碾压不是发生在选举过程，而是发生在选举之后。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呃，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 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并不存在着一个“制度键”，一键按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坐等天上掉馅饼。
- 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
- 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 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是，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
- 英迪拉·甘地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印度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禁止政治集会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等。
13. 伊拉克：铁腕强人是救星？
- 但是，即使在这些转型失败的国家里，有一个国家仍然“脱颖而出”，成为各种失败的“集大成者”，给民主乐观主义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谈论的伊拉克。
- 库尔德分离主义
- “伊斯兰国”是一个中世纪式的神权怪胎，动不动就集体砍头，再把砍头录像放到网上去炫耀，连一些老牌恐怖组织都看不下去，因为“伊斯兰国”太残忍而与其划清界限。
- 在别的国家，裂痕可能沿着一条线展开，而在伊拉克，几条裂痕同时扩大；在别的国家，仇恨被升温到60度，而在伊拉克，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以及各种历史积怨，仇恨被升温到沸点
-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声音逐渐浮现：当初就不应该推翻萨达姆，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就应该由一个铁腕人物来统治，只有一个铁腕人物，才能搞定这些派系斗争，维持稳定和发展。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似乎怀念萨达姆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似乎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虽然不民主，但是和平稳定、欣欣向荣。
- 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
- 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 无可否认，伊拉克的政治转型相当失败。但是，现在很糟糕，并不意味着过去很美好。萨达姆时代真的和平稳定、欣欣向荣吗？
-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
- 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但是，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个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
- 虽然威权政体既擅长制造发展的明星，也擅长制造发展的噩梦，但是它制造“噩梦”的概率显著超过制造“明星”的概率。
- 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威权”等同于“强大”，将“独裁”等同于“有力”，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弱独裁者现象”。
- 大陆时期的蒋介石政府，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弱独裁政府”。一方面，它的确是独裁的，这一点，从它对其他党派、对异议分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很多方面又是相当软弱的，比如，它无法控制各路军阀对它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当时阎锡山、冯玉祥这些人是如何挑战蒋介石的
- 政治在社会中。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运行，同样地，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
-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14. 什么是国家？从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说起
- 今天的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反义词，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状况。
-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
- 一个墨西哥民兵组织，它的标语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包括恐惧。
- 为什么“国家建构”如此之难？简单而言，暴力的分散化才是自然状态，暴力的垄断化，则是摆脱了自然引力的人为状态。要理解“自然状态”，我们看看动物世界即可。
- 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 国家建构的第二个方面，势力范围的清晰化，同样艰难。我们知道，古代世界是没有清晰的主权国家观念的，那时候的领土边界是极具挥发性的。近代之前的政治单位的主角是什么？是帝国。帝国的属性又是什么？是扩张。不断扩张直到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 我们当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体系中生活了很久，容易忘记这种艰难。事实是，人类花了几千年才慢慢实现了权力的相对集中，目前200个左右的国家数量就是这种“相对集中性”的体现，因为如果是停留在部落社会，那么这个数字就不会是200个，而可能是2000个甚至20,000个了
- 同样，人类也是花了数千年才大致厘清了国家的边界。我们今天在地图上看到的清晰国界线，背后可以说是无尽的血与火。
15. 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比较政治学的轮回
- 15.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比较政治学的轮回 有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就是流行趋势会在消失之后突然卷土重来。20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的阔腿裤，到了90年代可能就显得很土，可是再过20年，似乎又变得很洋气。60年代流行的格子大衣，到了80年代显得像妈妈服，可是再过20年，又重新变成了时尚的复古风。其实，流行趋势的这种螺旋形变化，不仅仅存在于时尚界，也会发生于学术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国家”这个概念的命运。 “国家”概念的螺旋形命运 1968年，学者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它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它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为什么说这个观点石破天惊？因为它居然将苏联和美国视为同一类国家。
- 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 如果我们以国家的统治能力而不是政府的统治形式作为区分标准，那么美苏属于同一类国家，姑且称之为“强国家”，而它们共同的对立面，则是当时陷入各种动荡、政变和革命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弱国家”。
- 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摆脱贫困，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而积极的官僚体系。在这些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制定了一定的产业政策，协调组织金融、土地、税收、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冲向国际市场，实现特定产业的腾飞，并以此撬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 说到底，统治的形式很重要。于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国家视角走向了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制度主义”。
- 是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我记得那会儿人人都在读诺斯、读科斯、读奥尔森、读哈耶克、读弗里德曼……而这些书大体而言都是在论证，制度选择——经济制度以及背后的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国家，则是那个应该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
- 2008年左右之后，国际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地方的受挫。于是，人们又开始发问：如果制度主义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没有采取西式制度的中国能够冉冉升起？而很多采用了西方制度的国家则深陷泥沼？制度或许很重要，但是肯定存在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剩余变量”。这个“剩余变量”是什么？于是，人们又回到了“国家”。
- 并不存在纯粹的政治学问题——政治学研究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每一次政治趋势的巨大变化，都会带来政治学研究框架的巨大变化。
- 这种“风水轮流转”的景象与其说证明了学术研究的轻浮，不如说显示了它的弹性——政治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和多变的，所以政治学研究也理应如此。
- 国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 首先，当然是“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过，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从分散走向垄断。因此，一个强国家一定是实现了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减少。
- 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经有一个说法来形容这个变化，叫作“流寇变坐寇”，roving bandits变stationary bandits。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以前可能有10伙、20伙匪徒轮流来打劫你，现在只剩下一伙了。一伙匪徒虽然也很危险，但是如果这一伙匪徒明确了自己对这块领地的所有权，他们就有部分的动力去保护这块领土、发展这块领地，毕竟，你把鸡都给杀了，就再也捡不到鸡蛋了。但是，当匪徒多达10伙、20伙的时候，没有任何匪徒会有动力去发展这块领地
- 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一个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而产权的明晰有助于秩序与效率的提高。
- 但是，各种研究表明，原始人生活在极其残酷的暴力冲突当中，因为缺乏暴力的垄断而时时刻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 其实一个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往往未必是因为叛军多么强大，而可能仅仅是因为政府军过于软弱，无法将星星之火掐灭。
- 也就是说，国家能力是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一只生病的羚羊完全可能在虎口之下逃生，只要那只老虎病得更严重就行。
- “国家”的第二个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
- 国家”视角解释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市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识
- 以前人们简单地认为，市场自由就是摆脱政府，就是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捆起来，然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开始工作。于是，就有了效率的提高、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
- 不存在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所谓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 除了产权保护，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它不仅仅是保护产权的警察，还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 of政府干预，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 of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争论。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 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
- 因为只要是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就会修建发达的道路系统，而道路系统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这个地方的商业发达程度、城市形成密度，从而通过一种滚雪球效应，影响该地区以后近1000年的历史。
- 有一篇干脆题目就叫“帝国死了，帝国万岁”
-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论政治现代化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民主转型。站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下，这一点尤其可以理解。但是，从长线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国家革命”。只不过，相比民主革命，因为“国家革命”的发生距今更加久远，所以我们反而容易忘记它的价值。
- 我们很容易把“主权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事实是，同时获得外部和内部承认的、稳定的暴力垄断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在部落、城邦、帝国、封建制、贵族领地、哈里发等政治组织形式中摸索了几千年，最后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安营扎寨。
- 也恰恰因为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这个过程艰难、脆弱，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永恒的逆水行舟。对很多国家来说，它们至今还在这个过程中苦苦挣扎。
16.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 战争还是现代金融之母，因为打仗要钱，在王室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各路人马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于是有了债券，有了汇票，有了抵押贷款，有了中央银行。
- 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民主，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则是，战争还缔造国家。
- 学者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 made state,states made wars.
- 为什么16世纪之后，战争会构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是因为，尽管战争古已有之，但就欧洲而言，16世纪之后，战争的烈度和频度大大上升。之前，欧洲也有王位继承战争、领土争端战争，但是16世纪之后，宗教改革带来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殖民争霸战争。
- 最显然的，是战争推动了常备军的建设。
- 西方的封建体制里，军队不是国家的，本质上是贵族的，只不过时不时“借给”国家用而已。国王因为总是缺钱，也养不起一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直到美国建国，在制宪会议中，争吵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还是要不要建立常备军。
- 一开始，各国的“制度创新”还不是建立常备军，而是大量使用雇佣军，相当于用市场机制解决兵源问题。比如著名的瑞士长矛兵团，那是真正的国际战士，谁出钱帮谁，今天帮法国打普鲁士，明天帮普鲁士打法国。
- 所以，到18世纪末，雇佣军慢慢就被淘汰了。更稳定、更庞大、更忠心耿耿的常备军登场了。
- 常备军的出场，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化最重要的一步。此前，国王和贵族的力量在很大意义上是对称的，此后，这种对称性就不复存在了。
- 战争增强国家能力的第二个机制，是促进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
- 战争逼迫所有参战国家建立扩大的、稳定的财政系统
- 战争缔造国家的第三个方面，是官僚行政体系的建立和扩张。
- 其实，一千多年前的西方人想不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结构不需要——不存在大规模、多层级的官僚制政府，当然也就不需要去琢磨怎么“选拔官员”。
- 有学者指出，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之所以普遍偏弱，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非洲地广人稀，加上游牧经济，所以历史上没有密集的大规模战争，它的国家建构也因此缺乏动力。
- 就脱离封建体制、建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态而言，中国是最早的“现代国家”，这种早熟的现代性，恰恰是因为中国更早地经历了战争的剧烈化。
- 总之，商鞅变法就是破诸侯，立中央；解构社会，强化政府。用学者秦晖的话来说，就是打破社会中的无数“小共同体”，把他们融入万众一心的“大共同体”当中。
- 简单来说，西方在16世纪左右开始“国家建构”的时候，他们的中央权力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网络中，除了王权，还有强大的教权、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贸阶层，以及势力更加强大的贵族权力，所有这些“其他势力”都像缰绳一样，约束了“国家建构”这匹马狂奔的速度。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开始这一进程时，没有那么多元的政治权力，也还没有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结果就是国家建构如同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统。
17.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文官制与国家
打天下”靠什么？极端地说，靠“狠”，越彻底地把国家转化为一个战争机器，就越能打赢战争。但是，你不能靠战争机器去“坐天下”，就像你不能靠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
什么是文官制？中国历史上的文官制发达在哪儿？为什么它对于中国的国家能力至关重要？
中国文官制何以发达之一：细密的政治经纬线
官僚系统是什么？就是政府的条条与块块——所谓条条，就是各级政府；所谓块块，就是政府各部门。条条与块块，就像经线和纬线，编成一个政治网络，附着在整个社会肌体之上。
哪怕在现代社会，有很多国家的官僚制都是非常薄弱的——他们或者没有能力和资源建立向下纵深、分工精密的官僚体系，或者就算建立了，这些官僚体系也不听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组织、无纪律”，结果就是整个国家陷入孤家寡人的“个人统治”，而不是有组织支撑的“官僚统治”
2025/07/03 发表想法
因此,中国仍是少数还在坚持且有能力坚持“走基层”的国家。
原文：哪怕在现代社会，有很多国家的官僚制都是非常薄弱的——他们或者没有能力和资源建立向下纵深、分工精密的官僚体系，或者就算建立了，这些官僚体系也不听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组织、无纪律”，结果就是整个国家陷入孤家寡人的“个人统治”，而不是有组织支撑的“官僚统治”
官僚制塑造国家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细密的组织网络，找到了动员、组织或强制社会的着力点，把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给凝聚了起来
官僚制的结构是金字塔状的，天子在塔顶，官员只是天子的代理人，官职不是官员的私有财产，只是天子“租”给你用。
钱穆先生谈到唐代的时候感慨：“1000多年前，全国户口就调查得很清楚了，而且还依照各家经济情况分成了9个等级，那是何等的细密。”
中国文官制何以发达之二：文人当政
读书人当官，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但是，同样，因为这个传统在中国太根深蒂固了，我们反而意识不到它有多么独特。其实，放在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
在很多国家，武将才是“国家栋梁
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我把这些离心力量的不断涌现统称为“封建回归的压力”。当然，这不是指“封建制”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回归，而是指“封建性”的回归，即权力分散化、碎片化、蜂巢化的自然趋势。
突出“文”，就必须抑武、抑财、抑商、抑教；也只有联合“文”，才能抑武、抑财、抑商、抑教。
为什么中国人的虚无主义精神传统比较发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等等，正是与皇权下缺乏产权保护的制度结构相关。
科举制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四处冲撞的精英冲动，纳入到一个轨道上来，那就是读书做官，为皇帝效力。
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100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这就是科举制政治吸纳的功能
所以，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穷人富人、商人地主、士族门阀，但凡能供得起的，几乎都让孩子去读书、考试、做官，而不是说，这孩子画画天赋挺高，咱培养他做个达·芬奇；或者，这孩子这么会做买卖，就让他去创业吧。
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中国历来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野，政统就是皇帝的权力，而道统则由儒生来诠释，换句话说，你有暴力，我有道理；你有高墙，我有鸡蛋；就算你把我打死，我还是能通过我的死把你给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王朝可以亡，政治文明却不会亡；国家可以改名换姓，但是国家主义却可以生生不息。
但是，另一方面，过于细密的官僚体系、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
思想家韦伯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官僚制，本质上是家产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现代官僚制。家产官僚制，意味着这个官僚机构再精细、再高效，它是有姓的——在汉代，它姓刘；在宋朝，它姓赵；在唐朝，它姓李；在清朝，它姓爱新觉罗
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才是真正的现代精神，这种文官集团所运行的，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
18.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1)
- 战争的压力迫使国家一步步中央集权，在这个过程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形成一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格局。然后，为了维系这个权力结构，国家往往要发展出一个庞大、细密的文官体系，在非战争状态时依然能够将一个巨大的政治体给“兜”住，以抵御“封建回归”的压力，也就是权力走向分散化、离心化的天然倾向
- 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的信息能力，一个能力强大的国家，就是一个明察秋毫的国家，身份证的存在，帮助政府清楚掌握每个人的行踪
- 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的怀疑非常根深蒂固，可以说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警惕的程度。
- 右派对国家的怀疑，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大了，权力应该分散在各州、分散在社会、分散在市场；而左派对国家的怀疑，则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小了，人权高于主权，全球主义高于国家主义，用公民资格来排斥移民、难民，太狭隘了。
- 美国人的“反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不仅仅是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相比，而且是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哪怕站在西方传统中，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对权力的警觉程度也是非常突出的。
- 一个是美国的持枪权。大家可能知道，美国是西方国家里唯一允许持枪权的国家。
- 美国立国后，立刻确立了“民众持枪权”原则，也就是说，政府主动放弃暴力的完全垄断权，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纪律良好的民众武装是自由国家安全所必需，因此，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 更确切地说，是赋予民众武装权以对抗可能侵犯自由的国家权力。
- 大家可能知道，美国也是西方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
- 在美国很多保守主义者看来，让政府负责医保，是一只特洛伊木马，表面上政府买单，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医保可能带来低效率，可能影响医疗创新，也可能制造大政府。
- 美国这个国家的优势从来不是国家能力，而是个体创造性和社会活力，是乔布斯和马斯克，是爱迪生和迈克尔·杰克逊。
- 因为北美民众痛恨那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试图中央集权的英国政府，所以在立国的过程中，他们处处把独立战争前的英国作为假想敌来对待，无数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另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出现。
- 著名的费城会议，也就是美国的制宪会议，推动松散的“邦联”结合成更加紧密的“联邦”
- 就国家建构而言，我们不可碰触的下限，却是他们难以企及的上限。理解“联邦”这个词在美国的语境中意味着“集中”，而且是非常可疑的“集中”，那么你就找到了理解美国政治的入口。
- 从一开始，美国人建立的就是一个“反国家的国家”，它把中央集权视为洪水猛兽，处处对之进行提防。体现在国家结构上，就是所谓的“平行权力”结构，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彼此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直到今天，相当程度上仍然如此
- 所以，明明是一场道德上的善恶之争、经济上的利益之争，最后，因为美国的国家结构，表现为一场联邦权和州权的斗争。
-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说，内战的遗产仅仅是保住了联邦而已，并没有可持续地、显著地提高美国的国家能力，也没有改变美国的“平行权力格局”
- 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给黑人投票权设置各种门槛，比如文化考试门槛、人头税门槛等，导致黑人投票权事实上被剥夺
- 摩根(J.P.Morgan)，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著名的私人银行家，成为救市主角。
- 而即使是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比，也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银行，而是由12个地区性银行构成，并且这些银行本质上都是私有的，不是国有的。总统虽然可以提名七个执行委员，但是，为了防止总统大权独揽，法律规定一个总统每两年才能提名一个执行委员，一届总统最多提名两个执行委员。此外，要罢免这些委员的程序门槛也非常高。所以美联储的独立性非常高，从一开始，它也内置了“把国家当作假想敌”的基因
19.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2)
- 衡量国家能力最重要的两个维度：一是财政，二是军事。
- 为什么美国的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民众要求它如此。
- 美国国家建构台阶一：进步主义时代
- 社会运动如何助推国家建构？历史地看，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台阶。
- 第一个台阶，是所谓的“进步主义时代”，也就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似乎终于接受了政府不仅仅是“打酱油的”这个事实，开始干活了。
-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 美国国家建构的第二个台阶，也是其国家建构过程中最大的台阶，是小罗斯福当政时期。如果说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对政府扩大职能还举棋不定，到了小罗斯福时代，这个棋子就落下了
- 罗斯福政府之所以能够成立这么多机构，大刀阔斧地做这么多事，根本而言，是因为他背后有汹涌的民意
- 当年的总统选举，罗斯福得到的选举人团票是523张，其对手只有可怜的8张。这是总统选举历史上最悬殊的选举，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胜利。
- 美国国家建构台阶三：民权运动时代
- 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运动
-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主要是铺开了国家权力的纬线，那么“伟大社会”时代则是强化了国家权力的经线。
- 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
- 当然，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它以自由为前提，以民主为传导机制，因此，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
- 同样，庞大而细密的官僚系统虽然对东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几千年前积累下来的“扩展秩序”很难复制
- 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必须牺牲民权，或者声张了民权就会削弱国家能力，所以应该等建设好了国家能力再来发展民权。
- 这可能才是美国经验的真正特色——一个强大的政府，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国家在成长，但是对于社会、市场和个体而言，它仍然是配角。
- 其国家能力，从根本而言，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
- 国强不必民弱，甚至民强国可更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还是鼓舞人心。
20.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 为什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之难？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因素。
-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一：多山地形
- 因为多山，至少在一个传统时代，往往意味着政府的触角有限，也意味着叛军容易找到藏身之所。
- 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
- 所以，它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国家的坟场”。
-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二：地缘位置
- 自古以来，阿富汗地区都被大国强国包围，北边是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西边是伊朗和阿拉伯帝国，东北方向时不时出现蒙古帝国这样的游牧帝国，东南方向则是印度以及一度占领印度的大英帝国。因为地处这些大国的交界地带，所以很自然地，它就成为大国征战的通道
- 因为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
-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三：宗教极端主义
- 第三个障碍是宗教因素，确切地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其实，历史上，阿富汗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但是，两股力量的对撞，在阿富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导致阿富汗极端主义盛行。
- 第一股力量，是苏军入侵。苏军入侵后，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所有反抗组织都自称为Mujihadeen（“圣战战士”
- 另一股力量是什么？是萨拉菲主义。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
- 因为苏军入侵后，数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涌向巴基斯坦，无数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长大的阿富汗男孩，被父母送到当地宗教学校上学。之所以上宗教学校，是因为免费，不但教育免费，还经常提供免费吃住。而这些宗教学校教什么？教的往往就是萨拉菲主义
- 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 当时，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全世界，也包括阿富汗社会自身——因为对阿富汗本国国人来说，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外来势力”，一种由沙特、巴基斯坦传入的“进口文化”。
- 他们把已经进入职场和学校的女性重新赶回家门，强迫所有的女性蒙面，禁止音乐、电影和娱乐，炸毁了巴米扬大佛，恢复了很多伊斯兰教中古老的刑罚，比如用砍手来惩罚盗窃、用石头砸同性恋、公开虐待和处决罪犯等。
-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四：民族结构
- 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曾经是许多单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动力，但是，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又往往是国家建构的离心力。
-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则是这些民族周边，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比如，阿富汗虽然只有1500万普什图人，但是在国界线的南边，巴基斯坦有3500万左右普什图人，相当于一个势力强大的娘家就住在隔壁
- 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 苏联式的极左浪潮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
-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
- 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极端手段，而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
-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21.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
- 政治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现代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因为经济发展了，资源丰富起来，权力不必高度垄断，民主也就有了物质基础。
- 政治精英的改革魄力也是一个常见的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转型？因为开明君主高屋建瓴，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决定顺势而为。
- 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 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
- 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
-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 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
- 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
- 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
- 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22. 何为民主文化？泰国困局
- 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作“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
-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
- 除了“社会资本”理论，另一个近年颇受关注的“民主文化”理论是“后现代文化”理论
-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
-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
- 因为民主的两种逻辑在泰国这里打成了死结：一种是选票逻辑，就是多数说了算；另一种则是街头逻辑，谁呐喊的嗓门大，谁说了算。
- 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
-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为什么参与和服从、热情和冷淡之间的混合对于民主运转非常重要？因为参与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动员，而服从意识则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热情形成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一定的政治冷感则给过热的政治氛围降温。 其实，观察相对成熟的民主政治，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国家，其民众不但政治参与意识很强，他们的规则意识、政治边界意识也相对较强，而后面这两个元素常常被忽略。以英国而言，2016年的退欧公投，几乎是恰好一半人支持退欧，一半人反对退欧，双方可以说势均力敌、水火不容，但是，当公投结果出来后，哪怕退欧派的优势非常微弱（51.9%比48.1%），留欧派是否诉诸了无穷的政治运动去推翻这个结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没有。哪怕后来一度有民调显示，一部分“退欧派”其实后悔了，导致双方比例有所反转，但是公投结果就是公投结果，不能随便取消和抵赖。
- 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 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
- 资本主义需要从“丛林资本主义”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从“原教旨主义”中拯救自身，爱国主义需要从“沙文主义”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
23.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 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
-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
- 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
- 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 “平庸的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
-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 生产“暴民”的机制一：高压
- 首先来看高压的力量。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
- 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
- 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 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 生产“暴民”的机制二：利益
- 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则能造就积极分子。
-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
- 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 生产“暴民”的机制三：意识形
- 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24.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1)
-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其实已经包含在标题里了，大意就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以前是左右之争，现在是文化之争。
- 他实际上是把文明分成了三个阵营：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还有就是一堆“骑墙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the West vs.the Rest”（西方对其他），以及一堆swing civilizations（摇摆的文明）
-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被很多学者判了死刑，在21世纪却起死回生了。救它的不是别的学者或者理论，而是现实本身。
- 因为照亨廷顿的说法，似乎西方国家已经吹响了集结号，而东方国家也终将因为“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双方将沿着一条“文明断层线”迈向决战时刻。如果这个画面是真的，那我们也不可能岁月静好下去了。
-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一：政治文化差异真实存在
- 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价值排序的不同，或者价值权重的不同。
- 即使原则上同意“政治文化存在差异”的人，在涉及具体问题时，也常常否认这一点。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常常说的是：“别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其实它怎么怎么样”，因此结论往往是“其实都一样”
-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
- 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
- 但是，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
- 第三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
- 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存在着普世的价值，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人嘛。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文化差异，“其实”仅仅是政治差异，无非是一些统治者以高压方式蒙蔽人心，一旦高压消失，“虚假观念”也会随之消失，普世价值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 自由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
- 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 这就像“地球是平的”这个说法，即使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多数人这样认为，这个观念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是有社会后果的。
- 图4-6 世界观念地图(2020)（图片来源：World Value Survey网站）
-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二：政治文化差异可能引发冲突
- 亨廷顿的观点，认为在一个不同文化狭路相逢的时代，可能爆发激烈的冲突，而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
-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
- 马戛尔尼访华暴露的礼仪冲突，只是后面200多年巨大文化冲撞的一个引子而已。
- 从经济上而言，全球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好事，毕竟，全球化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而实现双赢。但是，文化全球化则不同，因为价值观念常常只能非此即彼
- 阿富汗，一个本来正在走向世俗化的国家，为了抵制苏联带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
- 虽然世界各国民众都在或多或少向着更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移动，但是文化冲突的风险仍然可能增加。为什么？因为移动的速度不同。简单来说，如果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就算跑在后面的人和他方向一致，双方的距离还是会越来越远。遗憾的是，从“世界观念调查”的数据来看，这恰恰是当下各文明演进中所发生的情况。
25.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2)
- 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
- 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好，我把我的结论已经说出来了，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 理论上，文化战争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文明圈之间，也就是同一个历史文明圈的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他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或者儒教文明圈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文明圈。这也是亨廷顿的论证方向。第二，国家之间，尤其是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大国，“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或者伊朗作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彼此为价值差异展开斗争。第三个层面则是国家内部，也就是每个社会内部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斗争。
- 理论上，文化战争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文明圈之间，也就是同一个历史文明圈的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他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或者儒教文明圈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文明圈。这也是亨廷顿的论证方向。第二，国家之间，尤其是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大国，“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或者伊朗作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彼此为价值差异展开斗争。第三个层面则是国家内部，也就是每个社会内部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斗争。
- 观察过去25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会发现，各个文明圈内部，都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增强。
- 因为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越来越被其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水平塑造，而不仅仅是被历史所塑造；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不能保证你们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
- 换句话说，“文明的冲突”未必以国家决战的形式出现，更未必以国家联盟决战的形式出现，而越来越以“文化巷战”的方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 我们中国其实也并没有绕开这场斗争，只不过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斗争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剧烈而已。
- 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
- 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
- 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26. 智利：皮诺切特之后
- 独裁者常有，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却不多见。在一个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地区，开风气之先、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更需要相当的胆识。于是，皮诺切特成为一个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而不是“泯然众独裁者矣”。
- 一些人提出一个看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威权体制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显著发展，恰恰是因为铁腕政治压制了左翼政治力量，预防或者逆转了经济民粹主义，从而使其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得以展开。不妨把这个观点称为“威权增长论”。
- 与“威权增长论”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看法，那些依靠威权体制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进左翼力量就会依靠人数优势上台，通过民主程序实施激进左翼经济政策——劫富济贫，国有化，推动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失控、投资者被吓跑……
- 一个清晰的结论是，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并不必然矛盾。事实上，不但智利没有出现转型后的经济衰退，许多其他威权国家转型后也没有发生此类变化。
- “经济自由度”这样的概念可能还是太抽象，不妨用一个更清晰的指标来观察变化趋势——最高边际税率。毕竟，针对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税，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劫富济贫”的激进程度。
- 图5-4 右翼威权国家/地区转型前后最高边际税率变化(1975—2015) （图片数据来源：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 可见，政治转型的到来未必意味着经济的民粹化。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一定有利于经济自由化。学过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要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毕竟，冷战结束后，不但民主国家，威权国家也出现了经济自由化。尽管在有数据的国家中，新兴民主的经济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权国家还略高一点，但是二者是在一个可比的范围内。这说明，很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经济自由化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全球性变化，源于全球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智利这类国家的变化轨迹显示，民主并不必然带来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经济自由主义兼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未必需要二选一。 为什么智利经济在拉美地区脱颖而出？ 不过，问题又来了，如果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可以兼容，为什么智利的经济发展在拉美地区卓尔不群？要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步入民主进程的可不仅仅是智利。智利1989年开始转型，阿根廷是1983年，墨西哥是1994年，巴西是1985年……智利只是这个浪潮中的一员而已。为什么在所有这些转型国家中，智利的经济表现突出，而其他诸多国家或者经济增长乏力或者经济大起大落？ 以阿根廷为例，1983年转型以来，经济基本上处于过山车模式，1989年、2001年、2014年、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结果就是，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达过8200多美元，但是到2019年，也就是20年后，人均GDP也只有10,000美元左右，只有微弱的上升，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长了近3倍。
- 学过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要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
- 智利与这些国家有什么不同？简而言之，智利政府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粉红色革命”
- 什么叫“粉红色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尚未走到极端的左翼民粹主义。
- 在一个阶段内，这些国家都因为财政扩张的“兴奋剂”效应，以及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经济显著增长。但是，随着国际市场的下行，以及国库的坐吃山空，经济危机逐一显现
- “结构性平衡规则”，政府不仅仅根据当下的财政收入，而且根据可预测的将来收入来决定财政支出，从而将国际市场的周期性风险纳入财政政策考虑。
- 本质而言，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
- 政策取向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简单而言，一个社会是更期待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再分配成为“拯救者”，还是更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 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
27.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 第三，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比如，他坚决要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当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移股权时，他一纸令下，以极低的价格强征了这两个公司。
- 什么叫“经济战争”？很简单，不让商店和企业涨价。根据他的理论，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是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囤积居奇，以此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挽救困局的办法就是不让涨价。你非要涨价怎么办，那就派军队来“占领商店”
- 一种说法，查韦斯主义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经济模式有问题，而是因为查韦斯和马杜罗走向了政治独裁，所以，政策是好的，但是好鸡蛋被坏大厨给炒坏了。
- 的确，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统治越来越威权化，这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但是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主要不是他们的威权政治打破了经济蓝图，而是他们的经济蓝图倒推出了威权政治
-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经济理念太依赖一套“敌我话语”了，他们的经济模式也太依赖政府集中资源了，所以必须要依靠强力去“专政”那些反对派势力：强取豪夺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店老板、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家、给美帝国主义代言的媒体……而所有的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批评者，一定都是捍卫等级压迫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为了神圣的“人民利益”，镇压这些强大的、邪恶的势力，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 什么叫“政令统治”？就是允许查韦斯无须经过议会批准就制定公共政策。简单来说，就是议会选择周期性地“自杀”来成全查韦斯的大权独揽。
- 马杜罗和查韦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断裂，他们俩只是一个栽树，一个乘凉而已。
- 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道德激情的顽固。到现在，很多一贫如洗的委内瑞拉人，家里还挂着查韦斯的肖像，在马杜罗组织的聚会上，还有无数人为其摇旗呐喊。
28.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1)
投胎太重要了
我们常常觉得，出身于哪个阶层是抓彩票，其实，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个国家。
2025/07/20 发表想法
以国家为对象，能够“偷渡”到更好的城市、地区，也能实现自己即孩子的改名
原文：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
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
贫富悬殊问题一：道义上不公平
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点或者出身阶层决定，这不合乎人类的道德直觉。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不平等的自我强化倾向。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造成阶层的固化。
越是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固化可能就越严重。为什么？因为梯子越长，对于底下的人，爬到顶部就越难。
当权力被垄断，资本主义很容易成为“裙带资本主义”，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项目，是司空见惯之事。
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
贫富悬殊问题二：影响经济发展
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
贫富悬殊问题三：政治极化
如果说在古代，宿命主义的世界观还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饿死了就不起义，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虽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却更脆弱了，因为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绝对处境，而是根据“相对剥夺感”而采取政治行动的。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We are the 99%”的口号响彻云霄，此后，左翼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第一，过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显著上升——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道义上不公平，长远来看抑制经济发展潜力，还可能带来政治动荡。
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是一个炎症还是一个癌症？是制度根部的腐烂，还是树枝的病害？甚至，是否存在着“合理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不平等”之分？
29.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2)
- 回顾一下A面。在这一面，一个简化版的叙事框架是这样的：由于富人的贪婪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全球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无论如何辛勤工作也不可能浮出水面，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而富人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而且往往收买权力，防止穷人改造这个不公的体系，最后，矛盾必将导致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内爆。
- 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
- 经济学家曼昆(N.Gregory Mankiw)说，真正重要的，本质上是贫穷问题，而不是不平等问题本身。
- 第二个必要的背景知识是，对贫困是否存在社会救济？不平等在加剧，但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处于底部的人，是否有救济措施
- 第三个背景知识是社会流动性。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
- 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确存在着阶层流动性不足问题，这的确令人忧虑。但是，不平等是否加剧阶层固化，情形却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么清晰
- 虽然美国在过去四五十年经济不平等明显上升，阶层流动性却并没有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下降，甚至还略有上升。
- 不平等到底是什么的不平等？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
- 为什么消费不平等更值得关注？因为消费才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质上指的就是消费不平等。
- 但是，我观察我一些有钱朋友的生活，惊喜地发现，除了坐不起头等舱，我和他们的生活品质好像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而头等舱再舒服，它不就是一张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单人床嘛，也没有太多可羡慕的。
- 在“受害者叙事”中，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
- 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
- 一些反映美国贫困问题的纪录片，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常常是一个很年轻的母亲，自己几乎是个孩子，带着好几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养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怎么能不陷入贫困？有些信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美国非婚生的儿童，平均是40%，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 调查显示，2018年，有正常婚姻的美国家庭，贫困率是4.7%，但是父亲缺失的单亲家庭，贫困率则接近25%。
- 婚姻模式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 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30.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 政治创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
- 为什么政治可能让社会变得非常糟糕，却未必会让生活变得非常美好？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
- 经济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忽略经济的第一原理。
- 我在课程中反复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其实，“社会”在这里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分解开来就是“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
- 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船票，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
- 政治学几乎没有常识。你对政治学了解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政治学没有常识。
-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
- 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但也正是这种复杂，让思考充满乐趣，让自由成为必要，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
来自微信读书